应对疫情影响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。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，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能够做的远不止“减收增支”。紧急关头，决策部门反而更加要保持冷静。

  近年来，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一直存在。2019年中国GDP增速回落至6.1%，这既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，也是我国更加注重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的结果。2019年经济绝对增加额和相对增长率“双双回落”，相对增长率从上年的6.7%下降至6.1%的同时，绝对增加额从2018年的87245亿元回落至71584亿元。经济增速的回落速度从2018年的0.2个百分点加速至2019年的0.6个百分点。因此，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是长期累积的结果，疫情只是起到了加剧和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，不能希望一劳永逸，必须“统筹远近”。

  面对新冠疫情，我国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“两线作战”。道理很简单，只抓防疫不抓复工复产，防疫最终也会因为物资缺乏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缺乏保障而无法可持续，因此，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。

  对经济恢复，我们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。具体来看，目前，经济运行确实在不同程度存在上下游循环不畅的问题，上游复产快、下游相对较慢，上游产品出现挤压。但是随着经济的恢复，这种状况会不断得到改善，不必操之过急，也不宜过分强调企业复工复产。我国一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在70%左右，如果全部复工复产，又会出现产品积压、产能过剩。

  此外，我们还要看到积极的一面。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程度是2003年非典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很多人可能确实“不上班”，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没有“在线办公”。新冠疫情可能使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大爆发。因此，面对疫情，更应该坚定信心，而非渲染风险，为“大水漫灌”式的强刺激政策张目。

  简单粗暴地提高财政赤字率大规模“放水”很容易、很痛快，但是“后遗症”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消化。同时，一味地“减收增支”最终也会导致财政自身不可持续，因此，积极的财政政策“更加积极有为”必须深入思考。

  首先，扩大投资不能“新瓶装旧酒”。简单刺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，这就需要在扩大投资规模上要有所选择。要从传统的“铁公基”向5G、互联网等“新基建”转变，瞄准经济高质量发展“补短板”，为经济下一轮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产业基础。

  也就是说，加大投资在项目选择的时候也要费劲“踮着脚向上去够”，而不能“俯下身子往下泼”。

  其次，要兼顾收入公平。收入差距拉大，收入向少数高收入群体集中，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会不断降低，就会对冲财政的刺激经济作用。为此，在疫情对中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冲击较大的背景下，加强对他们的支持，不管是对于稳就业、稳增长等工作，还是国家的长治久安，都十分重要。

  最后，压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势在必行。在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尖锐的背景下，政府进一步“过紧日子”，压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以“节用裕民”十分必要。同时，优化卫生等领域财政支出结构势在必行。近十年来，我国持续加大了卫生财政投入力度，但实践中，重治疗，轻防疫的问题非常突出。公共财政要做经济社会问题的“逆行者”，切实补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“短板”。这是今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向，而且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必须长期坚持。

来源：中国财经报